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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勇:回国小感-墙外楼

  之一

  回国两周,走了几个城市,见了不少朋友。要说感慨,只能用两句成语表达,翻天覆地,日新月异。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中国速度,让人喘不过气来。

  1. 十五年前,我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的楼群让人眩晕,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国内能建起这么多的高楼啊,拿当时小平同志的话,估计要到下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才可能看到香港这样的楼群。然而,十五年,只有十五年,不要说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就连唐山这样的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到处盖得都是摩天大楼,一到晚上,万家灯火,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电影里的纽约,巴黎,东京的夜景,气势恢宏,压迫力十足。

  2. 说完建筑,再说交通。我记得以前从唐山到沈阳上学,就是坐特快,也得7-8个小时,现在的动车,高铁实在是太快了,在北京上班中午可以回趟唐山吃中午饭都来得及,而且很舒服,再也不需要一堆买站票的人挤在过道里,度日如年。高铁这个发展态势估计很快能抢了飞机的饭碗。更让人欣慰地是,高铁停站非常准时,准确,车站台上明确标识等车的位置,大家自动排队,井然有序。看来环境真得是能提升人的素质。

  3. 说到衣食住行,首先要讲讲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得不说目前的控产能的政策对像唐山,沈阳这样的重工业城市影响还是非常大。很多在国企工作的亲戚朋友也都感受到了压力,不少人工资都降了,下岗的也不少。真是应了那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任何一个行业的兴衰,十年通常是一个周期。然而,即使这样,凭着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积累,多数家庭的日子照样很红火。国内的私家车的普及率惊人,很多家庭甚至不止一辆车。公路上,车满为患,这样的条件造就了国内的司机都艺高人胆大,那驾车技术每每惊出我一身冷汗,他们却是如鱼得水的畅快。

  4. 关于吃饭喝酒,不得不提国内物价这两年涨地太快,上次回国我记得一只烧鸡,也就50块,现在竟然飙到快一百了。一斤水饺我的印象中也就二三十块那个样子,现在差不多的饭店都要六七十。钱真是有点毛了。说到酒,不得不说国内查酒驾查的很厉害,真没人敢酒后驾车了。这应该是个暗示,一项政策只要想落实就能落实。

  5.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接触最多的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走访了几个大学,不得不感叹,发展太快了。很多国外的朋友说,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他们还多少有些优势,现在比起来,压力太大了。有人说中国的高校发展还不平衡,良莠不齐,但这不重要,因为体量太大,中国的教授,科学家不需要每个人都达到世界级水准,只要其中的百分之几达到了世界顶级就足够碾压了。如果说国内的软硬件设施让人羡慕,让人有压力,但最让人有压力的是,国内的朋友的工作强度,努力程度跟国外的朋友比,有过之无不及。难怪我一个国外的教授哥们感叹,下班以后还得继续干活,否者真得要OUT了。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再加上干活不要命,这样的中国想不发达都难,世界终将进入中国时代。

  之二

  这次回国,也是因为要参加国际会议。我们以前主要盯着国外的会议,国内的会议参加的并不多。最近几年是掉过来了,因为很多主要的国际会议都开始移到中国举办,中国已然是世界各个领域学术交流的中心,感慨几多。

  1.说起国际会议,别的领域我不了解,但就我所在的这个领域,学术圈的话语权仍然是欧美等国的那些老先生。这从本领域的学会主席,大会的主席,以及本领域每几年一届重要奖项的获奖人数仍然被这些欧美的学术大佬控制可见一斑。即使这些领域在欧美早已是夕阳产业,不复当年的辉煌。有时我在想,一旦这些六七十岁的欧美的大佬退休了,学术江湖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2.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欧美的学术大佬下一代,甚至更年轻的一代到底是什么成色。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与世界范围的同行比起来到底如何。这种比较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公平量化指标。但仅就国内外同行的论文发表记录以及影响因子而言,不得不承认尤其是最近5年,国内年轻顶尖学者的水准进步非常快,单就我们这个领域,比起,香港,台湾,欧洲,北美,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已经毫不逊色。要知道,这要是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国内的学者,哪怕是当时的国内大教授(长江学者级别的)论文成果也基本是欧美助理教授/副教授这样一个档次,差距是明显的。有时我在想,和我这个年纪差不多甚至更年轻的国内的朋友,人还是那拨人,怎么短短时间,好像都吃了灵丹妙药,嗖嗖地进步!

  3.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整体实力进步了,强大了,有钱了,国家目前对科研的资助力度是空前的。难怪我认识的一位国内的教授通过激烈的竞争成为新一届国际学会主席之职务,有记者采访他感想如何?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之魅,中国之强大。那么有钱了以后,怎么办?

  4.有钱了,当然是好事。但负面作用也不小,那就是浮躁。从上到下全都浮躁。什么是浮躁?浮躁就是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心不在焉,不认真听,玩手机。玩手机并不是真正地玩,而是在通过手机建立各种人脉关系,他们认为这比学术会议本身更加重要。前面提到的那些欧美的学术大佬,我还真认真观察过,整个会议都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在听,在参与。高处不胜寒,其实是有道理的。

  5.除了学术会议以外,谈点别的感受。我这次回国去了武汉和大连两个城市。我本人倒没有多少太多的感觉,因为我到哪都感觉非常亲切,这从我一哥们陪着我们在公园里随便吐了一口痰的自由神情,更加有家的感觉。会后,我主要负责陪几位老外朋友抓空参观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期间,我问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如何。女人可能对穿着有着特别的敏感,期中一位老外夫人说现在中国人的穿着要比起十几年前要时尚(fanshion) 地多,城市建设也很漂亮,如果空气没有污染,实在是好地方。另外,中国人很友好,好客,中餐真的很棒。言语间我能感受到,她并不是在恭维。

  6.说起我对老外的感受。老外其实也分三六九等,啥层次的都有。十几年前我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有明显的感觉,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老外,普遍看起来比在内地的更“洋气”,更professional。这次回来,我在机场也好,很多地方发现不少老外,不守规矩,不文明的表现。也不知道谁惯了他们这么多毛病!

  7.说起文明,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在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我们这拨人加上几个老外当然也要排队。但因为我们的会议是在这家酒店举办,参会人员其实有特别的窗口。于是我示意我们的老外朋友去那个人少的队,这个几个老外教授婉言谢绝了,执意遵守规矩在原队慢慢等,因为他们认为特殊的待遇对别人是不公平的。既然他们愿意,我也不必强求。遵守规矩,成了习惯,其实挺舒服。另一件事是我陪着一位摄影爱好者的老外在外边转,当时她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取景点,构图几乎完美,唯一不足的是镜头里站着一个穿橙色衣服的中国老人,挡住了渐落的夕阳。我说要不我跟那个老人家说说请他离开一下?老外说不要,她可以慢慢等。后来,直到太阳落山,老人也没有离开,当然摄影也没有按设想完成。最后,老外夫人向我一笑说,其实这样也很美。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这个词,那就是文明。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替别人着想,文明就是平等意识,互相尊重。

  8.国家强大了,强大以后干什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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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林大叔今天八一八吴恩达。

  各位邻里会问,吴恩达离开百度都是上半年的事情啰,大叔你何以今天才八啊。好吧,大叔懒癌发作中不中啊。

  那邻里又会问,为何今天懒癌又神奇的治愈了呢?大叔找到的理由是因为林元庆,一个与吴恩达相生相惜,相爱相杀的男人近日宣布离职百度创业。

  2015年11月,百度研究院宣布林元庆入职百度,担任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向当时的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汇报。自此,林元庆和吴恩达的名字一直联系在一起。

  林元庆与吴恩达私交不错,根据林元庆自己的说法,吴恩达在离开百度之前几周与林元庆有个谈话,林元庆希望吴恩达不要走,即便不做首席科学家,可以回来担任百度研究院院长,自己去做副院长。

  在大叔看来,首席科学家和研究院院长这些抬头的变化和演进其实是解开吴恩达与百度三年恩怨情仇的重要线索之一。

  2012年9月,百度当时的首席科学家威廉·张离职,百度在这段时间开始搜寻更能代表百度面向未来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百度追逐过深度学习三驾马车中的Geoffrey Hinton。2012年12月,从NEC Lab回国加盟百度带领多媒体部的余凯在百度内部提议收购Hinton团队,这一收购要约在当年美国NIPS会议所在地正式向Hinton团队发出。但Google也在竞标之列,在当年NIPS会议的最后一天,Hinton接受了Google的offer。

  2013年,在余凯鼓动下,百度成立深度学习IDL研究院,李彦宏任首任院长,余凯任常务副院长,为能网罗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百度IDL,余凯当时频繁往返于湾区,并与吴恩达有过多次会晤。余凯和吴恩达一直保持不错的私交,上周余凯与我雷两位硅谷同事(贵雷何以硅谷常年有人,是要搞事情吗?确实是,我雷小伙伴计划在2018年1月15日在硅谷做场千人级别的史上最干货的智能驾驶峰会,参会参展等具体事宜请阅读原文)会面提到以前他和吴恩达经常在Palo Alto的一家日料餐厅Fuki Sushi吃饭。

  在明确得知吴恩达有想法要动一动的时候,余凯向李彦宏推荐了吴恩达。2014年2月末,带着李彦宏明确指令的王劲飞了一趟美国,与吴恩达谈定offer,并发出正式的邀约其到北京去见李彦宏,一周后吴恩达造访北京,与李彦宏王劲三个人吃了顿两小时的饭。

  这顿饭正值当年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这年的提案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火箭、卫星发射等航天领域。国内民企进入航空航天还很遥远,而吴恩达加盟百度却很真切。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一家餐馆吃过这顿饭后,吴恩达在之后2个月内正式加盟百度担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负责百度研究院的领导工作,吴恩达向高级副总裁王劲汇报。

  吴恩达加入百度之前,百度研究院主要在北京,最开始就是深度学习主题的研究院,也就是IDL研究院,李彦宏亲任院长,余凯系常务副院长,之后张潼加入,又以副院长的身份组建了大数据实验室。

  跟着吴恩达2014年5月一起加入百度的还有吴恩达在斯坦福期间的博士生Adam Coates,以Adam为主,百度在硅谷组建了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

  由此,百度研究院演变成在北京的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大数据实验室和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三个分支。

  人工智能虽然不能等同于深度学习+大数据,但是涵盖这两个概念的,那么,硅谷和北京怎么分工?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又怎么合作?出现冲突听谁的?尽管吴恩达顶着首席科学家和研究院院长的帽子,但余凯、张潼等研究院副院长级别也不低,在工业界的历练更多,也更年长,在各自领域也有自己的专长和班底,中间还夹个王劲,更何况还有地理上区隔。因此,吴恩达入局之时其实就是个乱局。

  那么,为何不让吴恩达作为首席科学家向李彦宏汇报,这样不就一了百了吗?对此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事实是:2012年起,在余凯的领导下,百度在当时的深度学习等前沿研究上是比较领先的,甚至在一些技术单点上比Google更超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百度在2012年就开始大规模采购和建立GPU运算集群,当时Google与Intel还有很深入的商业合作,Google内部并不鼓励向英伟达大规模采购GPU。对此,时任谷歌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朱家俊深有体会,这位在谷歌自动驾驶内部最早应用深度学习并跑出成果的华人工程师今天已经名满天下并自立门户,但当时谷歌内部对此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他几乎靠一己之力推动着。

  从2012年起,百度与英伟达走得很近,百度是英伟达在中国的第二大客户(第一大自行脑补),百度由此已经开始用深度学习改善图片搜索和语音的体验。2014年,百度上马利用FPGA加速在语音识别和广告系统中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这些研究和应用都是一度都是领业界之先的。

  江湖上也有吴恩达一入职百度就获批采购一千台GPU集群的说法,但事实是,百度建立大规模GPU集群是吴恩达入百度之前的事, 用大规模GPU建立超级计算机更是前百度杰出科学家吴韧在吴恩达加入前就完成的工作, 现在被世界上大小公司所追随。

  正是因为百度IDL研究院北京团队做得不错的考量在里面,以及吴恩达从学术转换到工业界可能会有的沟坎要过,百度虽然给了吴恩达首席科学家的这个高大上的虚衔,但在实际权限上,并木有一步到位,王劲的节制以及默认北京团队继续我行我素都是这种认知的体现。

  众所周知,百度邀请吴恩达加入,给出了三年每年1200万美元的大合同,这个大合同的给出,各方有各自的解读,凤凰彩票网站但一种倾向是,这个钱更多是希望其好好做花瓶,招募人才和PR用,所以其实也不希望其太多的介入工程化,当然,学术背景出身的吴恩达本身工程化能力一般也是事实,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百度并不指望吴恩达在工程上推动什么。

  有邻里会问,那费这么大劲请吴恩达做甚,这与李彦宏长期以来有赶超谷歌情结在里面驱动,既然深度学习以及人工智能有机会让百度超越谷歌,那么,每年花一千多万美金请个能带来PR效应的首席科学家有啥不可呢?更何况这位科学家还在谷歌大脑工作,策反过来里外里是双重价值啊。正是这种赶超思路的推动,百度在自动驾驶上一度也紧跟谷歌,是本土最激进的创新力量之一。

  但对吴恩达来说,并不愿意满足李彦宏对其做一花瓶的定位,而是希望真正发挥其首席科学家的引领性,这种双方认知的错位让吴恩达在百度这三年里在纠结和Diss中度过。

  这种错位让外表nice的吴恩达在百度期间落下太执拗的名声和任人唯亲的批评,Adam是吴恩达的博士生,一毕业就任命为总监领200万美金的年薪, 这是许多百度十年以上工程师都不曾有的待遇,江湖上所谓的斯坦福等名校AI博士毕业领200万美金年薪的传言就来源于此,这种非常规的用人给吴恩达招来诸多非议。吴恩达其实选择也不多,他需要迅速出成绩来服众,这种情况下自然用熟不用生,自然会任人唯亲。任人唯亲带来的问题是管理上的凌乱。吴恩达在管理上被黑得另外最多的一个点是要求在美国研究院大家开会用英语,嗯哼,百度再怎么国际化本身还是家中国人为主的公司。

  2015年3月,百度IDL研究院的发起人余凯向百度提交了离职申请,到当年6月,余凯正式创立自己的公司地平线。(雷锋网将在明年1月15日在硅谷举办智能驾驶峰会,余凯与地平线都在邀请嘉宾之列,点击阅读原文有更多详情)

  余凯的离开这让百度研究院尤其是北京团队的工作基本停滞下来,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就在余凯正式离职前夜,又发生凤凰彩票平台了让吴恩达饱受非议的吴韧事件。

  2015年6月,ImageNet国际计算机视觉挑战赛(简称ILSVRC)致信百度,示意其在ILSVRC中进行密集的提交,存在违规行为。

  百度随后发表公开信承认了违规行为,并就此事道歉和调查。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杰出科学家吴韧为了维护百度和自己的手下,率先提出辞职。这事本可就此结束。但很快,一封由吴恩达实名署名的百度对事件的调查结果显示将开除当时带队参赛的异构计算团队负责人吴韧,处理结果即时生效。

  公开信和处理结果都显示,吴韧-在挑战赛中曾指示工程师们每周进行超过2次的提交,违反了ImageNet规定。

  但仅仅是违反规定而已,而且这是比赛之前测试期间发生的,并非所谓的作弊,对此大叔与吴韧餐叙也证实了这一点,吴韧更多基于GPU的高性能计算提交比赛测试结果做法比CV圈用的深度学习算法高一个维度。对于吴韧的行为仅仅违规另一位ImageNet常客香港著名教授汤晓鸥仗义执言。大叔打探过,吴韧与汤晓鸥之前并不认识,他们甚至至今尚未谋面过。

  简单说,高性能计算专家吴韧带领他的团队杀到计算机视觉的圈子里,用他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打法让CV圈内的人有不战而降的恐惧,由此表示质疑。百度更合适更妥当的做法是以官方的名义回复比赛组委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出于对比赛规则的尊重主动退出比赛,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而不是以吴恩达的名义发表开除决定,这种落井下石的举动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虽然当时此举让吴恩达本人在PR上加分不少,但今天回头看来吴恩达此举让其反对者戴上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大帽子。

  吴恩达深知PR对他和百度意味着什么,特别在人才引进方面,吴恩达表达了超出寻常的热情,从少帅计划到编程教主的引进,吴恩达都不遗余力地站台,这些牛人都很厉害,PR声誉很好,但是他们的工程和产品化能力没有得到百度TC委员会认可,定级上都不理想,原因是这些人也确实没有做出太多成绩,对此吴恩达也木有太多办法,只能不断的用掉自己手头的破格权限。从这个方面可以反映吴恩达我行我素的管理风格。由于出现诸多对外一个个都拿百度吹牛逼,然后专业评审大多过不去的情况,以至于百度现在对这种外部来的高T 现在入职考核非常严苛。

  林元庆在2015年11月的进入让吴恩达有了强援和盟友,林元庆有很纯正的学术背景,在NEC Lab工作过多年,兼顾学术界和工业界,又在一线,思考问题会从怎么实现去考虑,吴恩达定战略,林元庆实施,很是完美。林元庆很快在硅谷组建起深度学习的团队,并与北京团队协同,最终接过了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的实职以及百度美国研究院院长,这让吴恩达所希望的研究院一体化的设想得到长足的实施。

  也正是林元庆的加入,让百度将智能驾驶业务独立出来有了底气。2015年12月14日百度宣布在内部成立自动驾驶事业部,升任百度高级副总裁的王劲担任事业部总经理,百度高级总监李震宇任副总经理,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林元庆兼任副总经理。

  各位邻里会发现,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成立并木有吴恩达什么事情,不是不需要深度学习等手段,不然也不会让林元庆兼任副总经理;也不存在能级问题,王劲本是吴恩达的上级。对此,多名百度内部员工都提到Drive.ai的原因让吴恩达在自动驾驶事业部参与不深,一种说法是吴恩达在自动驾驶事业部筹备会开后三天就告知他与此事无关。不过,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劲告知我雷最近一直在硅谷筹备智能驾驶峰会的吴德新,自动驾驶事业部拆分的时候大小会议他都邀请吴恩达参加。

  2015年开春,在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旗下的AI实验室6个学生离职创业,拿到了一笔5万美金的种子基金,准备做的是基于深度学习搭建一套自动驾驶系统。这支团队便是Drive.ai。

  斯坦福有很强的自动驾驶的传承,自从DARPA Grand Challenge,Sebastian Thrun在2005年就带领斯坦福车队拿下了DARPA挑战赛的冠军,Thrun后来成为Google无人车的发起人,被称为Google无人车之父。在斯坦福和Google时期,Thrun和吴恩达都有共事。Drive.ai的创始团队中不少都是吴恩达的学生(雷锋网将在明年1月15日在硅谷举办智能驾驶峰会,Drive.ai与DARPA挑战赛斯坦福车队主要成员都在邀请嘉宾之列,点击阅读原文有更多详情)。

  而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创办之前还拉来了2位校外的合伙人一起加盟主导商业运作,一位是Carol Reiley,一位是Fred Rosenzweig,前者是吴恩达的妻子,后者是吴恩达在Coursera的同事。

  在这个时间点上,百度内部研发自动驾驶项目已经有2年,并确定采取类谷歌的基于激光雷达+深度学习算法结合的技术路线。虽然木有直接证据指向吴恩达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然这家公司的技术路线与谷歌百度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但瓜田李下,吴恩达不可避免的由此在百度内部遭受非议。

  自动驾驶事业部分拆、吴恩达一统研究院的大局后,主要矛盾则演变成研究院与搜索业务部门的配合问题,这种矛盾之下发生了影响深远的Diss贾磊事件。

  贾磊是国内的语音技术专家,曾任百度语音首席架构师。他在2011年加入百度,只用6个月时间就为百度完成了语音搜索系统。在百度期间,先后带队完成了语音输入法、语音搜索、智能手机语音助手等多个项目。贾磊由此一战成名,之后领取了2013年的百度年度百万美金技术大奖的殊荣,2014年5月又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对于贾磊,有个评价是如果他是国内这个领域的第二的话,第一至少要想半天,绝对的本土大牛啊。

  不过,2016年年中,这位百万美金的最高奖得主和全国劳动模范却无声无息的离开了百度,这在百度内部以及相关技术圈子里引起不小的波澜,出门问问的李志飞以及百度杰出科学家吴韧都和大叔的餐叙里表达了惋惜甚至愤懑之情。

  种种信息表明,吴恩达与贾磊曾经上演过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决,正是吴恩达在2015年底直接找了李彦宏,让李彦宏做出了吴恩达in,贾磊out的决定。

  各位邻里会问,吴恩达又不是搞语音的,何以要逼着李彦宏二选一呢?

  百度是在2010年开始进行智能语音及相关技术研发,并于同年 10 月在掌上百度上推出语音搜索。2012年左右,也就是贾磊加入百度之后,百度开始采用 DNN 进行语音识别的相关研究。2012 年 11 月百度上线了第一款基于 DNN 的汉语语音搜索系统,这让百度成为最早采用 DNN 技术进行商业语音服务的公司之一。根据我雷AI科技评论主编郭奕欣小姐姐的报道:百度在当时就呈现了优秀的语音识别能力,「在安静情况下,百度的普通话识别率已达到 95% 以上」。

  2014年年底,吴恩达带领团队发布了第一代深度语音识别系统 Deep Speech 的研究论文,系统采用了端对端的深度学习技术,换句话说,系统不需要人工设计组件对噪声、混响或扬声器波动进行建模,而是直接从语料中进行学习。当时的实验显示,百度的语音识别效果比起谷歌、Bing 与 Apple API 而言优势明显。

  也就是说,此时百度内部有两套语音方案,一套是由工程派贾磊主导的,一套是学术大牛吴恩达加入百度后交出的漂亮成绩单。结果是,李彦宏选择了漂亮的成绩单。但吴恩达的成果比起贾磊做出来的东西并木有本质提升,更重要的是,贾磊的东西已经在工程上验证过,而吴恩达的成果还只是刚发完论文的实验室阶段。这一点,百度的内部员工也证实吴恩达的东西并不落地。所以,吴恩达的这套方案并木在百度内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如前所言,当初吴恩达加入百度,很大程度上是想把自己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工业界,而不仅仅要的是首席科学家的虚名,因此面对Deep Speech在百度内推不动这件事很是光火,并迁怒贾磊,于是找个机会逼宫李彦宏,让李彦宏二选一,由此造成了贾磊的离开。

  今天反思,除了吴恩达太多宏愿外,李彦宏当时还是太急了,为延揽吴恩达,既出了破坏整个百度薪酬体系的大价钱,又开了一起改变世界的空头支票,两者叠加起来让吴恩达多少有些找不到北;而站在吴恩达的角度上,木有正视学术界到工业界的沟堑,一直在处于与人斗的连续剧中,那叫一个累。所以,2017年春节后,随着陆奇的到位,百度和吴恩达分手合情合理。

  2017年春节刚过,深圳,吴恩达与本土的一家医疗上市公司探讨合作,对方想当然的顺延发起咋与百度合作的具体建议,被吴恩达当场打断,说百度在医疗领域品牌不好,当场陪同吴恩达的两位度秘成员脸色都变了,不知所措,场面很是尴尬。一周后,就有吴恩达对外离职的消息。

  最后一个问题:三年百度生涯吴恩达到底留下了什么?这真是一个忧伤问题。具体且听下回分解。

  另外,各位邻里好奇大叔为何最近在筹备硅谷的智能驾驶峰会,好山好水好寂寞,于是开始逐步恢复更新来着。想要听什么八卦,赶紧给大叔留言告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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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出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删除生育率数据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两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两孩政策。在此两周年之际,该政策对生育状态到底有多大影响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反映生育状态最重要的数据是生育率,包括按育龄女性年龄分列的生育率以及按年龄加总后的总和生育率。在人口学里,总和生育率是衡量未来人口增减趋势最常用的指标,因而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意义。

  按照中国的统计惯例,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会在标题为“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的表格中公布上一年的生育率数据。自2010年~2015年,根据各年份该表格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1.05,分别低于日本对应年份的生育率1.39,1.39,1.41,1.43,1.42,1.46。日本是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统计年鉴中记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如此之多,说明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的2016年,生育率能否显著提升,更具有标杆性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统计年鉴》发布之前,不少人对生育率数据充满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新出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却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删除生育率数据。这一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公众乃至媒体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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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出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删除生育率数据专栏作家 梁建章(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专栏作家 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两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两孩政策。在此两周年之际,该政策对生育状态到底有多大影响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反映生育状态最重要的数据是生育率,包括按育龄女性年龄分列的生育率以及按年龄加总后的总和生育率。在人口学里,总和生育率是衡量未来人口增减趋势最常用的指标,因而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意义。

  按照中国的统计惯例,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会在标题为“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的表格中公布上一年的生育率数据。自2010年~2015年,根据各年份该表格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1.05,分别低于日本对应年份的生育率1.39,1.39,1.41,1.43,1.42,1.46。日本是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统计年鉴中记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如此之多,说明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的2016年,生育率能否显著提升,更具有标杆性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统计年鉴》发布之前,不少人对生育率数据充满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新出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却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删除生育率数据。这一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公众乃至媒体的质疑。

  至今为止,我们未见到国家统计局对此事作出解释。不过,我们也注意到,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启动会曾于2017年6月1日在北京召开。根据公开报道,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会议上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切实把调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层层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要加强质量监控、经费保障、评估考核,确保圆满完成调查任务。”

  由此判断,此次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是由卫计委组织实施,所称目的是了解生育水平变动态势。但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未见到有关此次调查的任何后续报道,因此我们推测卫计委组织的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还在进行之中。而国家统计局编撰的《中国统计年鉴》之所以没有公布生育率数据,可能原因是担心统计局有关生育率的常态抽样数据,与卫计委的生育状况调查结果冲突。由于卫计委生育状况调查投入力度更大,国家统计局可能希望等到卫计委的结果出来后,将其再作为官方数据予以公布。如果情况如此,指责国家统计局有意隐瞒生育率真相并不公平。

  不过,我们依然认为,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生育率数据有害无益。

  首先,调查并公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职责,与国家卫计委无关。国家统计局自身有一套可行的年度生育率抽样调查机制,其在年鉴中发布相应数据,可保持生育率数据的一致性、连贯性以及不同年份的可比性。

  其次,国家卫计委是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而生育率数据的获取是政策评估的重要环节。将政策执行与评估分离,是确保国家基本政策不被部门利益误导的行政原则。因此,国家卫计委组织生育状况调查本身就不合适,如果再要求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公布环节进行配合,那更是有越权之嫌。

  实际上,在官方统计中删除关键的生育率数据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回测来看,中国的生育状况在199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出生人数在达到一个短期高峰后,直线坠落,短短十年时间内锐减一半左右。但这种触目惊心的变化并没有显著地体现在当时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的变化上,这可能是因为出生数据是层层上报汇总并有可能经过调整,而这个过程可能是以往年数据为参考对象,导致最终结果无法准确反映生育状况的变化。相比之下,每年的抽样调查相对独立,虽然确实可能存在漏报和瞒报现象,但不同年份之间的数据变化却能较好反映变化趋势。然而,在中国生育率快速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的1991年到1993年,最有指标性意义的生育率数据从中国所有官方出版物中消失,致使整个社会对生育形势的关键性改变浑然不知,并错过了及时调整生育政策的时机。

  从过去经验来看,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虽然一直未被采信,但却远比计划生育部门宣称的生育率估算准确。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的生育率为1.22,而计划生育部门却以漏报瞒报为由将此上调到1.8,并在之后近十年时间一直把1.8当作权威数据及人口政策的基础。为此,时任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的。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35左右,远为更接近抽样调查的1.22,而非计划生育部门的1.8。

  长远来看,虚假的统计数据所导致的政策失误,对国家和民族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2016年10月中央深改小组第28次会议指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要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

  我们认为,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生育率调查数据,与上述要求不符。而历史经验表明,作为政策实施部门的国家卫计委,在人口数据的估算和预测方面缺乏公信力,国家统计局如果在未来全盘照搬其抽样调查数据,那将无法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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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首尔——韩国气象部门负责人周一表示,如果在朝鲜的地下核试验基地再次发生威力巨大的爆炸的话,可能会使该处不稳定,让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层。

  “如果再次发生核试验,就有这种可能,”韩国气象局局长南在哲(Nam Jae-cheol)对议员们说。

  自从2006年起,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都是在咸镜北道丰溪里万塔山下深处的隧道里进行的。

  朝鲜今年9月3日进行了最近一次、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之后,对该地不断发生的核爆炸可能会破坏山体稳定的担忧越来越多。据政府和民间估计,最近这次试验产生的爆炸当量约为5到30万吨。相比之下,二战期间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爆炸当量是1.5万吨。

  自从发生了最近的核试验后,韩国当局已经探测到四次来自试验场地的轻微地震,一些专家认为地震是强力爆炸引起的地下塌陷造成的。商业卫星图像也显示了试验场地有山体滑坡和其他地表形变。

  周一,在国会对气象局进行的一次审计中,南在哲对议员们说,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万塔山的下面有一个宽达90米的洞穴。

  据《南华早报》上周五报道,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因在距离中朝边境80公里的试验场发生向内坍塌,向他们的朝鲜同行发出过警告。

  9月3日核试验之后的第二天,该报援引一位中国资深核科学家的话警告说,未来的某次试验可能会把万塔山的顶部炸开,造成大气层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

  研究人员弗兰克·V·帕比安(Frank V. Pabian)和杰克·刘(Jack Liu)本月在给网站“北纬38度”(38 North)写的文章中,对“推测性担忧”做出警告,称试验后发生地震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理由认为朝鲜会放弃丰溪里,不将其作为核试验基地。

  “如果塌陷是在核试验后马上发生的话,虽然放射性物质会被释放到环境中去,但这种释放,即使是来自10万吨当量级的武器,也有很大的可能只会给试验场附近以及也许几百公里的下风地带带来严重污染,”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资深科学家埃德温·莱曼(Edwin Lyman)说。

  “尽管如此,来自朝鲜令人厌恶的核试验项目对环境产生的任何放射性污染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加倍的伤害,”他说。

  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加速他们对朝鲜制裁和施压的全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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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餐厅出现一只老鼠,往往这只老鼠不会单独出现。

  日本神户制钢(Kobe Steel)因为系列造假新闻而深陷丑闻。10月初,公司承认篡改铜铝产品检验数据,随后爆出造假涉及钢铁等核心产品,波及企业也扩大到数百家,从日本国内的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到海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商,甚至防卫行业与新干线等都可能受到影响,其造假历史也追溯到十年之前。

  作为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钢铁有着特殊地位。不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在此工作过,神户制钢也一直是日本制造尤其精密材料制造的名片之一,旗下拥有多款代表日本良好的品质日本工业标准(JIS)认证产品。神户制钢产品虽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却是无数大企业背后的供货商,比如拳头产品钢丝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大头。事发之后,神户制钢高管一路道歉,公司股票随之一度大跌。

  无不讽刺的是,神户制钢丑闻牵扯如此之广,全球才意识到诸多产业如此依赖日本供应商。这一方面揭开沉寂已久日本制造业的老问题,另一方面却也显示了日本制造业对世界的潜在影响力。

  神户钢铁的故事不是孤例,近年日本制造丑闻不少。此前日产(Nissan)被曝光用未经授权的技师来检测,计划招回上百万辆汽车;2016年三菱汽车被曝光数十年来伪造超过60万辆汽车的燃油数据;再早的2015年,高田被迫承认其制造的汽车安全气囊存在缺陷,在支付高额罚金之后,最终酿成日本制造业战后最大的倒闭案。

  日本制造怎么了?对此国际关注,日本国内也不乏反思,是流年不利还是积重难返?欧美商界曾有一句说法,日本是最适合把事情搞砸的地方,因为一旦出事,往往可以借口文化因素。某种程度,这也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经济认识的误区之一。甚至很多自诩知日者甚至在日本的经济研究者也难脱窠臼,往往把文化因素过分放大,看日本成功的根源时如此,比如对于日本匠人精神的膜拜,失败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当下集体说日本制造跌下神坛。

  然而,这一思维定式不脱文化决定论迷思。文化差异当然重要,日本文化自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把一切归结为文化因素只反衬洞察力的薄弱。相反,经济动力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实际上,神户制钢的问题,恰恰暴露了日本制造业衰落的冰山一角。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业被认为是日本立国之本,与此同时,对于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却存在一定偏见。制造业对于日本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凭借着日本制造以及出口,日本经济腾飞之旅制造业出力不少,例如让70、80年代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备受打击,“日本第一”的口号由此奠定,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自豪地表示“当美国人忙于培养律师时,我们更加忙于培养工程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势头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各种反制以及日本人力成本的增加而止步,尤其随着2002年之后中国等加入全球市场,日本制造业优势不再。对制造业的强调难掩制造业在日本GDP比重下降的趋势,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制造业比例从四分之一已经下滑到不足五分之一。

  原因之一,日本制造业长处在于技术,但是这种对于技术的迷信并非全是优势。日本对于造物(ものづくり)的着迷使得他们极为重视打磨技术,看重的现场观点也使得生产一线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话语权极大,企业战略选择也往往出现技术主导而市场次要的情况。

  但好技术不等于高科技,也不等于好收益。日本不少技术其实聚集在中小企业手中,并相当依赖人力。我在东京访学期间,拜访过其中一家典型日本企业。这是一家机械自动化中小企业,公司创办于1936年,从为麒麟啤酒代工瓶塞起家,目前正在转型半导体等行业。雇员不过100人,但在自动化包装领域是领头企业,算隐性冠军,获得不少奖励,曾为苹果以及特斯拉等代工。社长今年68岁,是公司第三代传人,在日本中小企业算是有国际化眼光,也有中国设厂计划,他说大企业擅长科技,小企业擅长技术。他所谓技术也就是skill,主要靠训练。不过即使这家企业在技术管理层面堪称同类中优秀,但如我所料,他们虽然有核心技术,但无法获得垄断利益,也没法扩大规模,市场方面也不很重视,利润并不高。日本中小企业如此,大企业也有类似问题。

  某种意义上,过分追求技术的完美,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成本的上升,更严重的是可能脱离市场需求方向,错失推出革命性产品的机会。日本产品过去依赖技术单边突进而赢得市场份额,曾经有不少经典案例,然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时代,这一策略也可能遭遇高风险。例如,索尼的随身听等产品曾经风靡全球,但是当遭遇产品换代更为激进的三星之后就倍感压力,而曾经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行业也被台湾韩国等地赶超。就最近而言,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喜欢去日本抢购电饭煲,据说日本电饭煲做米饭能保留米饭的特有香味,这是日本产品的优势,但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家电并非没有竞争力,其优势恰恰体现在成本低、规模化,这恰恰是日本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失利的原因。

  以神户制钢揭露的事实来看,造假之所以可以追溯如此之久而没有被发现,一个原因就是人员岗位的长期固定。随着老龄化的来临,不少日本企业的关键技术岗位往往后继无人的局面。日本制造业往往是有大公司为核心的多层供应商体制,彼此之间合作关系固定,处于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往往比较弱势。我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曾经拜访长期关注丰田等公司的东京大学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教授。他谈到到过去二十年日本公司的生产率没有提升,但工厂一线工人效率却一直在提升。这事实上也是日本制造业值得肯定与骄傲的地方,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人力提升效率往往并不如资本投入带来的效率大。

  更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日本对技术的痴迷,没有得到资本深化的支持。技术归技术,资本归资本,没有资本支撑的创新,单单纯熟技术,往往无法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尤其是无法创造出新的产业。与之比较,美国人并无对工匠精神的推崇,却擅长于创造新行业——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行业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中国虽然不擅长于创造新行业,却以持续投资不断追从求产业升级换代,也维持了快速的效率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当日本国内投资回报降低,日本企业投资资金减少、盈利压力加大的时候,日本的创投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速度挖掘出充分的创新机会。宏观方面产业升级换代速度降低,微观方面也就必然体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

  某种意义上,依赖勤劳而不是资本也日本的传统。现代日本人的思维多定形于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速水融曾将日本走向工业化进程路径总结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即在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的同时,日本江户时代的农业发展更多依靠替代家畜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投入增多,而不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的资本增加。

  值得一提,率先提出“勤勉革命”的速水融本人,其实反对将勤勉定性为日本的国民性,他认为这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mentality)。文化或者所谓国民性,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核心问题:日本制造的成功和失败,虽然与匠人精神有关,但是放在更大视野中,仍旧是与回报率下滑下的投资萎靡的紧密相关。

  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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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扎克伯格 :听党话,做党事!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Facebook上的反华反党有害信息及时删除,争取早日入华,与中国人民交朋友。

  果然,习特乐不负众望,是个搞笑的大逗逼,

  刚接见完女婿等美弟之后,就举起拳头带领新科七常委重温入帮宣誓。

  镰刀斧头帮的帮规果然不同寻常,没次火拼后新晋大佬都要在大大率领下重新宣誓效忠一番,屁民看着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却一脸严肃,一本正经把帮规血盟重温一遍,真的很残忍冷酷的一个严密黑帮啊。